《霑化铭功集》，顾名思义乃霑王化铭奇功之义，为朝鲜士民献给李如松的诗文集。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遭日本军队侵略，亡国危在旦夕，遂向宗主国明朝求救。明廷于七月先派祖承训出师助战，但于平壤城败绩。后遂以兵部侍郎宋应昌经略军务，以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征调天下兵马东援朝鲜。李如松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大破日军克复平壤，威震三韩，但随即挫败于碧蹄馆之役，自此畏缩不前。而日军自撤出汉城后又颇有和谈之意，加上朝中舆论的影响，明廷遂于七月调李如松等军还朝。《霑化铭功集》表达了朝鲜朝野对明军感恩戴德之情，可补正史之阙，但却一直未进入壬辰战争研究者的视野，故笔者不揣浅陋，考释如下。
此书卷首有刘黄裳《霑化集叙》，卷末为李如松跋文，正文按时间顺序排列朝鲜士民投献的诗文，从各篇不同的地名中亦可印证李如松进军、还朝的路线。李如松还朝后，在好事者的怂恿下，将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刊刻成书以纪念征东之役，写刻精美，洵为书林佳品。
刘黄裳之序文记载了李如松出征前后的不少细节，在出征前，部分明廷官员对李如松能否应对倭寇持有怀疑态度：
长公习虏，未习倭也。倭在世宗朝，辄以数千躏闽浙间，骚动半域中，费度支巨万计，劳师几十年始平。今彼且拥数十万众，而据平壤险固以待我，我乃提孤军深入，危道也，长公顾易之耶？
对此，李如松慨然回应道：
某少从戚大将军游，而习倭素矣。倭无他长，但能反其众寡主客劳逸之势以取胜耳。今则彼众彼主彼逸，而我将用其长以胜之，匪神匪奇，恶乎可？
对于李如松的这番功业，周弘谟、戚金、谷燧等征东将士“艳其事，因谋梓之”，对此李如松劝阻道：
吾昔者视海水若衣带，视釜山若几上肉尔，而今则已矣。彼方托诸诗若文以多我，而不知我有遗憾；彼方托诸诗若文以志喜，而不知彼有隐忧。顾诸君子复艳其事而梓之，胥失之矣。
李如松本欲收复釜山，将倭寇完全赶出朝鲜境内，但未能如愿，故曰“而今则已矣”。他心存遗憾并忧虑倭寇卷土重来（之后的战事也证明了他的隐忧），所以并不想刊刻诗文。但刘黄裳认为，朝鲜蒙箕子八条之教而成美俗，刊刻诗文能劝诫朝鲜君臣“有恒勿失”并振作人心，在刘的敦促下李如松最终同意刊刻，使朝鲜士民的诗文流布中土。
此书在公私书目中亦被题作《朝鲜沾化集》、《朝鲜霑化铭功集》等别称，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理地类下》载“李如松朝鲜沾化集”，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卷六史部朝聘行役类载“朝鲜霑化铭功集 二本”。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藏《明史》416卷本之《艺文志》载“李如松朝鲜沾化集”，尽管416卷本的性质仍有待论定（秦丽认为此本系雍正初年明史馆为校正之用而誊录的康熙四十一年熊赐履进呈本的副本，而此前不少学者认为此本系熊赐履康熙四十一年进呈本），但毋庸置疑的是，此钞本为《明史》修纂过程中的一环，而在最后的钦定《明史艺文志》中，我们已难觅此书的踪迹，可见此书在最后的定本中复遭删削，究其原因，恐怕与此书为明末文献，且充斥“尊王攘夷”论调不无关系。此后官方文献中并无此书记载，恐怕已遭文网湮没尘埋矣。
而此书在近代之传播，绕不开史学大家邓之诚的慧眼。邓之诚民国三十年（1941）11月13日日记（《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
托二弟入城，向蜚英阁取得《霑化铭功集》万历刻本。盖万历二十一年，朝鲜人颂李如松功德，裒其诗文，而为此集。有如松跋，可谓奇书，惜只一卷，而索价五十金为太昂耳。
二弟即邓之纲，蜚英阁书商为裴子英。约一年后邓氏始细读此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11月4日日记：
阅《霑化铭功集》，万历刻本，首有汝南刘黄裳序，末有李如松跋，椠刻精好，可谓奇书。大约皆万历二十一年二月至九月，朝鲜士民所献诗文称美如松者，亦讨论明时日本封贡之事者所不可少之书。为之列目如次：
……
凡为文十六首，诗二十七首。
1955年邓氏将抗战期间日记中的这类题跋汇辑为《桑园读书记》，由三联书店出版。大体仍循1942年日记之旧，删去了“亦讨论明时日本封贡之事者所不可少之书”一句并补充了刘黄裳序、李如松跋二文，可证邓之诚辑录整理《桑园读书记》时《霑化铭功集》尚在手头可以查阅，否则便无从直录二文。
邓氏于1940-1950年代因经济原因有数次卖书之举，前几次皆早于1955年，而最后一次集中售卖是在1959年，他将家藏的八百种左右顺康集部书售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笔者曾检索中科院图书馆目录，并无《霑化铭功集》，而此书也不符合该馆当时收购顺康集部的初衷，所以邓之诚所藏的《霑化铭功集》具体下落为何，至今成谜。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万历刻本《霑化铭功集》（索书号：05457），目见所及为海内孤本。线装。一册。半叶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首叶钤“北京图书馆藏”“王利器印”“臧用”“燕山刘氏鉴藏书画印”，刘黄裳序末钤“玄子父”“刘黄裳印”，正文首叶钤“戴植之印”“培之”，卷末李如松跋末钤“李如松印”“传忠世家”。
通过这些印章，可以对此书的递藏情况有一初步的认识。此书刊刻后亲与其事的刘黄裳、李如松俱有印鉴，此后该书南传至戴植手中。戴植（1807-1847），字培之，江苏丹徒人，为清嘉、道间书画家，“戴植之印”、“培之”俱为戴氏个人印章。“臧用”及“燕山刘氏”不详为何人，但此“刘氏”必在北京附近，可见此书又重回北方并曾为文史大家王利器所有，最后被收入北京图书馆（即今日之国家图书馆）。
从印章来看，国图藏本当与邓之诚无关，坊间拍卖行时有邓之诚旧藏书籍、钞本流出，但均有“邓之诚印”“邓之诚文如印”“之成所藏”等印章（或一或多），书籍更时有邓之诚亲笔题跋（参见冬晖《深柳堂读书记：我与邓之诚先生的书缘》，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9月3日）。而国图藏本并无任何有关邓氏的信息，可知当时邓之诚、王利器各藏有一部。此书历来传播极罕，故裴子英售出时得一卷五十金之高价，笔者怀疑蜚英阁当时或许有两部《霑化铭功集》，分别出售给了邓、王二人，但无明确证据，聊备一说。虽不知王利器藏本如何入藏北图/国图，但王、邓所藏必同为万历刻本，盖此书入清后即遭文网，下落不明，仅万历年间刊刻一次耳。
《霑化铭功集》中的朝鲜士民心态
壬辰战争前后两阶段，首尾持续约七年，明廷倾力救援朝鲜，使朝鲜光复国土，致使日后朝鲜国内世世代代感激明廷兴亡继绝之功。李朝肃宗于康熙二十六年（肃宗十三年，1687）一次夜对中曾说：
夜对玉堂官，承旨申启华曰：“宋高虽不能收复祖宗旧境，而犹且偏安江左，保有百余年，而皇明则不然，弘光南渡后，分崩离析，一片江左，亦不能保全，可胜叹哉？”上曰：“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而我国小力弱，旣不能复雠雪耻。弘光南渡之后，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尝不慨恨也”启华及玉堂官金构、宋畴锡齐声曰：“圣虑及此，不胜钦仰矣。”（《肃宗实录》卷十八，肃宗十三年二月三日辛亥第二条）
入清后朝鲜君臣犹感激胜国之恩，这也是当时朝鲜的主流思潮，此条材料亦时常被研究者征引，堪称代表。壬辰战役及之后明亡清兴给东亚世界带来的巨大震动，塑造了朝鲜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孙卫国、葛兆光等学者多有发明，无用再赘。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当回到壬辰战役的历史现场，我们能看到更多元的记载与当时部分朝鲜士大夫心口不一的实情。
《霑化铭功集》中收录了许多献给李如松的“启”，均为骈文，从中可窥朝鲜重视四六的风气，当时有不少朝鲜人嘲讽日本人不通文法、下笔不知轻重，也跟朝鲜重视四六文有关。在千篇一律的吹捧背后，参考《李朝实录》等朝鲜文献，可以看到部分朝鲜高官对李如松并非如集中一般大加赞许。
李光涛指出，在平壤战役之前，朝鲜朝内对明军能否击败平壤驻守的日军颇有怀疑，当时明军兵种不齐人数又少，朝鲜君臣在讨论此事时不免有些担忧。殆平壤大捷后，朝鲜君臣始震慑于李如松军队的威力，对明军之火器与军势大加赞赏（《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69-83页）。可好景不长，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的碧蹄之役，李如松轻敌冒进，败于日军，对此朝鲜君臣有不少评论，姑引数则以见当日情势：
德馨曰：“大军相持日久，粮饷已竭，将不能支吾。且军中多有不利我国之言，张世爵等，多有撤归之计。”上曰：“欲不守而归耶？”德馨曰：“欲以五千兵守开城，五千兵守平壤，而还归云。果如是，徒费粮饷而已，贼若大举长驱，则五千兵，何可当也？盖碧蹄一败之后，事机多误，气势摧挫，皆思撤归。今日之事，莫如告急于提督经略。”
德馨曰：“天兵齐进，则事可易济，而怯于一跌，不欲进战。故南军叱提督者必曰：‘松㺚怕予，他不战。’云矣。”（《宣祖实录》卷三十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己未第三条）
李德馨向宣祖李昖汇报的内容已揭明当日明军的问题所在。其一为“粮饷已竭”，李光涛指出朝鲜当时尽心尽力措办粮饷，并不存在缺粮问题，李如松只是以此为借口按兵不动而已。其二为南北军之矛盾，李如松出身辽左世家，亲信军将多辽东人，而明军当时尚征调大批浙军入朝作战，战功辉煌，骆尚志、吴惟忠等南将在平壤一役中神勇异常，且南军军纪严明，调度使李承勋与李德馨三月己未同日轮对时云“辽蓟之卒与鞑子无异”，可见当日南北军之差距。但李如松在论功之际偏袒北军，自然滋生矛盾无法一心作战。柳成龙《惩毖录》亦云：“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之际，北兵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
随着战事陷入僵局，明军按兵不前，日军也藉此有和谈之意。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朝鲜君臣自然对和议兴趣寥寥，对明军之不作为亦十分愤慨，之前的好感逐渐丧失殆尽。在当时以及日后对李如松出兵前后的回顾、讨论中，宣祖李昖认为李如松“非高将”，甚至有人认为李如松之升迁由妇人夤缘得来。
从碧蹄馆失利至李如松回朝这段时间，亲身参与战争的朝鲜君臣对李如松的印象无疑每况愈下，这在《沾化铭功集》中也有微妙的反映。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金千镒有启文外，中央高官如韩濩、韩应寅、李德馨、右议政俞泓、左赞成郑琢等人俱只有诗而无启文，反而是许多布衣与朝鲜各道耆老士庶军民代表等中下层都献上了长篇累牍的启文（如太医生李希龙叙述自己乱离经历，十分沉痛感人）。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朝鲜君臣与下层官僚、百姓之间微妙的心态差异，上层高官亲身参与战争，目睹了明军将领的颟顸，郁闷于战局之停滞，也自然无心再写启文违心地吹捧李如松。而下层百姓遭祸最惨，明军虽然在碧蹄馆之后十分不作为，但为这些朝鲜百姓重新带来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无怪乎他们对李如松之感激涕零之情，溢于言表，形于文字。且投献诗文本属自愿行为，大量朝鲜高层官员并未投献诗文，似乎已经表明了一种微妙的态度。尽管如此，朝鲜事大之心仍无衰减，明军之战功亦历历在目，几位高官在诗句中还是表达了对援军的感谢与赞赏，但当时朝鲜君臣的心境，仍值得后世读史者去揣摩体会。
过往的壬辰战役研究偏重战争过程的考证，笔者认为，从《霑化铭功集》这类稀见文献中，我们还能窥见更微妙的战时心态史。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记忆而言，入清后朝鲜君臣沉浸在对明朝的追忆中，“再造之德”覆盖了当时对明军的微词，无论是父母之国的明朝还是“华夷颠倒”的清朝，李氏朝鲜的对外政策始终是务实主义的，对外的宣传口吻与对内的公私文献也始终相映成趣，为这个“五百年朱子之国”罩上一层朦胧的面纱。